以茶馆为窗口,窥探中国的“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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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馆为窗口,窥探中国的“公共领域”

地方文化,就是有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国家文化,是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


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

 

但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利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生理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

 

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



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领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

 

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

 

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



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利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

 

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那些地方,陌生人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从事着日常生活活动。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便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时代,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资源,这是前此任何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传统的“公”的领域也几乎不复存在的。

 

在城市中,从街道到单位,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由各级政府任命的领工资的党和行政部门的大小官员,主宰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事务。



从20世纪开始,茶馆一直被政府和改良精英认为是鼓励懒惰、滋生罪恶的地方,在国家强大的话语霸权下,即使是那些为茶馆辩护的微弱声音,即使是那些茶馆和茶馆生活勇敢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对茶馆的未来缺乏信心,虽然他们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茶馆终将消亡。

 


但他们完全始料未及的是,经过了共产革命的胜利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际化等,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不复存在了,但茶馆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充分反应了地方文化的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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